投毒案背后的校园安全

  从早前的“朱令案”到“复旦大学投毒案”，发生在国内校园的多起投毒案件都有雷同的情节，但它们在司法途径上的表现却迥然不同。

  近年发生的恶性投毒案件有“复旦大学投毒案”“朱令案”“北京大学铊投毒案”“南京汤山投毒案”“中国矿业大学校园投毒案”等，其中以校园投毒案影响最为广泛。

  虽然有的人觉得这是舆论的过分关注所致，但是专家觉得，这些校园投毒案呈现的特点往往是因为细微琐事引发，而杀人者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心理问题。加之社会竞争压力转移至校园，受学业、就业等外部环境影响，投毒案常常会发生在同学甚至室友之间，“寝室关系”曾因此一度引发舆论恐慌。

  一审庭审时，因投毒杀人被判死刑的林森浩，没回头看过一眼旁听的父亲，只对记者说：“我只能说三个字，对不起，让他们（父母）把我忘了。”

  尽管林森浩在自己被宣判死刑的那一刻，表示愿意接受法院给出的任何处罚。但在宣判结束后，他并未得到所有人的原谅，专访他的记者说，“林从头到尾都很冷静冷静的背后是冷酷。”一名旁听的同学也有类似感受：“他太冷静了,也太可怕了。”

  林森浩，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学生会副主席，中山大学免推生。他的研究方向是肝脏方面，成绩也相当优秀。

  2月25日上午，林森浩委托辩护律师正式提起上诉，案件很快进入二审程序。上海二中院将依法移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王赛红是黑龙江的一位刑辩律师，一直在关注“复旦大学投毒案”，她之前还就此案向媒体谈论过相关法律问题。她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正常采访时说，其实此案的法律问题并不复杂，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因为此罪与投毒罪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投毒对象不确定，从已知案情所呈现的寝室常住情况去看，涉嫌投毒者犯罪对象已经特定。

  王赛红谈到此案已确定进入二审程序时说，关于此案的定罪、量刑都比较好理解，但是更为深层次和难以理解的是涉嫌投毒者的心理动因，以及此类涉及校园人身伤害等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2013年4月1日，上海复旦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中毒，于当晚被送往复旦大学某附属医院就医。入院后，黄洋病情加重，先后出现昏迷和肝功能衰竭等症状，医院组织了多次全市专家会诊，经医学检查却并未发现病因，校方察觉异常，迅速请警方介入调查。

  4月11日，上海警方通报，在该生寝室饮水机残留水中检测出有毒化合物成分。4月12日，基本认定同寝室某同学存在嫌疑。

  4月16日，黄洋同学因急性肝损伤经抢救无效去世。“家长失去爱子，学校失去宝贵学生，我们表示沉痛的哀悼！”黄洋去世当天，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对黄洋进行哀悼。同一天，警方通报称，在学生寝室饮水机的残留水中检测出有毒化合物N-二甲基亚硝胺。作为黄洋室友的林森浩作为重大嫌疑犯，当天即被刑事拘留。

  黄洋，今年29岁，据报道称，其曾因家境贫寒而打算提前工作，但终究是继续选择了他的医学道路。这个喜欢与人说话的大男孩，喜欢网球明星李娜，喜欢《黑暗骑士》。

  之前，黄洋曾向医生表示：“喝了一口水，味道怪怪的”。警方介入调查后，从黄洋寝室的饮水机里检出有毒化合物，并锁定林森浩有投毒嫌疑。后来，林森浩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投毒是因为在与室友的一次口角摩擦中心生忌恨，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与情绪。

  林森浩出生于1986年，2010年从中山大学考入复旦大学医学院，平时学习成绩不错，而且还曾经获得过奖学金。从现有信息来看，林森浩在本科时的成绩很优异表现也很突出，2012年林森浩还和另外两位作者共同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过具有临床价值的论文，并且被新闻媒体报道。林森浩学业主攻的是B超方向，平时经常在实验室用小白鼠做低剂量的毒药测试。

  有消息称，林森浩在案发前已经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单位。根据微博上透露的消息，林森浩的朋友暗示他有潜在暴力性格，说林喜欢看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就在此案告一段落的同时，曾让人震惊不已的“朱令案”又重新再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尽管公安部门表示“证据已经灭失”，案件无法侦破，凶手也许再无可能受到最后惩治，但是彻查此案的呼声仍是此起彼伏。

  有人认为，“朱令案”在悬疑19年之后仍争议不止，正对应了互联网的传播现象“史翠珊效应”，即“试图阻止大众了解某些内容，或压制特定的网络信息，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使该事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舆论反弹是因为朱令同寝室的同班同学孙维的家庭背景。虽然孙维一度被警方认定是唯一能够最终靠合法途径获取铊盐并与朱令接触的人，甚至在经过调查后，警方正式将孙维列为投毒嫌疑人。但是据当年的报道称，孙维的祖父和伯父在派和政协担任要职，这是直接引发朱令案不能顺利调查下去的原因。

  朱令案的调查之初，两家人颇为罕见地先后公开向国家领导人上书，请求此案获得权力的干预。

  1997年3月，朱令家人以出事班级即将全部毕业，人证即将难以获得为由，上书北京市公安局长。

  1997年4月2日，孙维作为朱令案件嫌疑犯被北京市公安局14处带走。在被连续审问8个小时后，孙维被家人接回家。此外，朱令家人还曾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加快办案。

  1998年1月，孙维家人在得知朱令家人上书国家领导人后，也给高层领导上书。

  鉴于案件发生造成的舆论影响，清华大学校方曾拒绝给孙维颁发毕业证书，但在孙维方面的多次交涉下，校方终于给予。

  颇为突然的是，“朱令案”却在1998年8月25日宣布结案，并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解除孙维作为嫌疑人所受到的强制措施。让朱令父亲吴承之很不解的是，案件的结办是在公安机关没有告知他与其家人的情况下，此前他得到公安的答复一直是“正在调查中”，这句回复让吴承之等了10年。

  2008年5月12日，朱令父亲吴承之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要求公开朱令急性铊中毒案侦破过程和结果的申请，并被受理。18天过后，市公安局以“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为由发出“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此时，吴承之才得到案件已经在1998年结办了。

  由此，“朱令案”也从司法途径受阻后，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舆论领域。舆论在这一个话题上的集中关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进朱令案的传播。

  在众多网民中，“一毛不拔大师”贝志诚，是朱令的高中同学，得知复旦大学投毒案后很惊讶，但同时也让他回想起朱令案。

  在我国互联网建设起步之初，他曾利用互联网远程求助帮助朱令获取国际援助，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金属元素“铊”。这种元素的化合物无臭无味，剧毒，和砷相当，只要剂量达到12mg/kg就足以让一名成年人死亡。

  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慢慢的出现奇怪的中毒症状：起先是肚子疼，吃不下饭；接着（12月5日）胃部不舒服；最后（12月8日）她的头发开始脱落，并在几天内掉光。12月23日，朱令入住北京市同仁医院消化内科病房，虽然没有查出病因，但住院一个月以后，朱令的病情得到缓解，并长出了头发，于1995年1月23日出院。

  1995年2月20日，新学期开学，朱令返回学校。3月6日，朱令的病情恶化，她的腿疼痛很厉害，并感到眩晕，朱令父母将其送往北医三院求治。

  1995年3月9日，朱令父母带朱令到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门诊，李舜伟教授接诊后，告诉朱令的母亲“太像上世纪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了”。但是由于朱令否认有铊盐接触史，并且协和医院不具备做该项化验的条件，协和医院不进行铊中毒的检测。

  3月15日，她的症状加重，慢慢的出现面部肌肉麻痹、眼肌麻痹、自主呼吸消失，朱令住进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协和医院按照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诊治。

  3月23日，朱令中枢性呼吸衰竭，协和医院采取了气管切开术。3月24日，协和医院开始对朱令采取血浆置换疗法，前后8次，每次均在1000毫升以上，有些人认为这在未确诊的情况下，对维持朱令的生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朱令感染上了丙肝。

  3月26日，朱令被送入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

  协和医院对朱令进行了多项检测（包括艾滋病病毒HIV、脊髓穿刺、核磁共振、免疫系统、化学物质中毒、抗核抗体、核抗原抗体和莱姆病等），但除了莱姆病以外，其他项目的化验结果皆为阴性。

  虽然“朱令案”最后不了了之，但是也有诸多人猜测朱令是被人下毒的，下毒的原因则是出于嫉妒她的美丽与优秀。

  根据早年网络上出现的一份据称是黑客截取孙维当年在天涯发布声明前，给几名同学的“发帖指南”，其中讲述孙维如何指导同学从人品、社团状况、学校管理等方面，跟帖支持她的声明。

  2013年4月，朱令同学王一风开始站出来，并直指孙维有重大投毒嫌疑。但是早在2005年，孙维就曾在天涯社区的声明里表示，自己并非唯一能够接触到铊的学生，帮老师做实验使用的铊溶液是别人已经配好放在桌上的。

  据王一风的回忆，当年清华大学一共有7个人能接触到“铊”，分别是两名教师、三名女研究生和两名本科学生，其中一人是90级男生，另一个就是孙维，王认为，“女研究生住在别的楼。只有孙维可以近距离接触朱令的日用品。”

  曾有传言称警方当年“从孙维床底的箱子里找到朱令的咖啡杯”，并且“有被彻底清洗过”，孙维当时辩称“朱令在住院怕杯子落尘”。对于该传闻，一位自称孙维室友名为“太阳正暖”（与孙维声明相隔4分钟）的ID在网上发帖称，孙维住在双层架子床的上铺，言下之意否决了“在床底下有孙维的箱子”之说法。

  此外，据派出所通报，朱令中毒住院后，所在宿舍曾因“盗窃”致现场被破坏，地板上散落着钱。一位老师事后告诉朱令父亲，其他同学都没丢东西，唯独缺少了朱令的洗漱用品，还有一个不锈钢杯子滚落在床铺下。

  相对于“朱令案”所呈现的错综复杂的情节和意外，有些校园投毒案在侦查过程中并不复杂。

  “北大江陆案”是1997年5月发生的第二起“铊”投毒案件，此案离“朱令案”事发才短短两年余。难道是“朱令案”所造成的严重伤害不值得警醒吗，是什么问题造成了第二起铊投毒案件？

  据资料介绍，江林、陆晨光，是北京大学化学系94级的男生。投毒者王小龙与江林同班但不同寝室，与陆晨光同寝室不同班。王小龙投毒的原因很简单，“过去江林与他关系好，后来却不理他了，所以投毒。为试验投毒量，他把陆晨光当做试验对象，也投了毒。”

  在更多人看来，此案的肇始是在1996年11月左右，两人第一次发生公开冲突。晚上，王小龙照例约江林去上自习，江林说不想去。等王小龙走后，江林一个人去了自习教室。没过多久，王小龙却找来了。王小龙把江林叫出教室，在走廊上气愤地说：“我真希望信任你的每一句话。”他用一记大耳光表达了这种愤怒。

  1997年4月27日，两人在考试前讨论起考试目的时又发生了口角，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吵。江林从此不再理王小龙了。王小龙愤恨地认为“江林利用他把学习搞上去后就不需要他了”，进而导致了这起案件的发生。

  投毒案给校园安全的警醒似乎总显得不够。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发生3名大学生铊中毒事件。

  据当年中国矿业大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情况，这名投毒学生因为其他3名同学不爱与他相处，以非法手段从外地获取了250克剧毒物质硝酸托。

  这名同学在面对警方时说出了作案的动机，并供认了作案的经过。他通过非法渠道得到了铊，在查阅相关铊的资料后，于当年5月31日晚上动手。当晚，他带上铊水，极力邀请3名同学到食堂吃饭。在吃饭时，他趁同学不注意，把铊水倒进了3名学生的碗里。在知道中毒事件引来了警察后，他提心吊胆，害怕被发现。在警察找到他后，他知道事情隐瞒不住了，面对警察审讯，最终承认自己投毒的事情。

  最近的一次学生投毒案件发生在2月份的广西南宁。今年2月16日，《南国早报》披露了一起高校女生仅仅由于受不了舍友嘲讽，企图用亚硝酸盐自杀，却将亚硝酸盐投入饮水机，结果误伤舍友的案件，当事人曹某日前已被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批捕。

  相对于学生的单纯犯罪动机，2001年发生在贺集二中的特大中毒事件则为校园安全呈现了一个更复杂的生态。

  2001年5月6日早晨，也是在中考前夕，100多名师生在用完早餐后神情恍惚，呕吐不止，被送往20多公里外的荆门市医院抢救。经检验，学校食堂和面机中被投入剧毒鼠药“毒鼠强”，次日清晨，不知情的炊事员用和面机搅拌面粉制成馒头。

  这次作案的嫌疑人并非是学生，而是贺集二中的副校长潘楷（男，35岁）及该校教师毛守雄（男，39岁）、王克政（男，36岁）、邓宗俊（男，33岁）等4人，据警方公布的嫌疑人口供所述动机，“因不满学校管理体制，出于把学校搞乱、把校长整下台的动机，密谋并实施了投毒。”

  校园投毒案背后，大学生犯罪从始至终保持上涨的趋势。据公开的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大学生犯罪案件数量及犯罪人数自1999年起开始上升。2001年比1999年增加了54.5％，2002年较之2001年又增加了97.1％。

  在前几年，犯罪大学生多出自民办大专院校，而现在来自重点大专院校甚至名牌院校的犯罪大学生较往年明显增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在研究校园犯罪乃至高才生犯罪都有丰富的实践认识。她最近在参加一次讨论时，针对复旦大学投毒案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她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正常采访时说：“你要说与社会竞争、就业压力等因素相关，也都有联系。但是复旦大学这一个孩子，在投毒案发生之前，已经找到了工作，这样说就比较牵强。”

  她认为大学生犯罪由于缺乏心理底线，往往作出不动声色的举动。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们本身很聪明，但又很好胜，嫉妒心都很强”。追寻其家庭根源会发现，“这类学生在小学和中学和他竞争的人并不多。从父母到老师一直惯着他，在教育上并没有告诉他哪几个方面不能为。”

  就她看来，从心理学方面出发，犯罪永远看情况，你有知识就凭借知识，你没有知识就凭借体力。校园投毒案发生就像盗窃抢劫一样，它都有一定的概率，但是没有可怕到天天都是的地步。

  有人把高校日益增多的人身伤害案件归因于高校扩招政策，但是如果将视野放在未成年人学生群体，会发现校园生活已经不止于个别伤害案件的腐蚀，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因素正在影响校园生活，学生也在保障自身权益上表现出了更为突出的形象。

  梁晓雯是华南理工大学大四的学生，她与其他十几名大学生希望能够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给学校安全建构保护，在校园安全问题上，她尤为关注校园性侵害。

  2013年，校园幼童性侵害案件集中暴露。据他们搜集的公开资料发现，从2013年1月至2013年8月，国内主流新闻媒体报道的幼童遭遇性侵害案件共计112起，其中31起性侵害事件的施害者是学校的教职人员。

  对于那些施害的老师，梁晓雯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也许并不是制度或法律可以约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制度的建构。

  从2013年寒假起，她已经着手起草关于校园性侵害案的意见书，她和她的同学希望将这份意见书呈交给在京的全国人大代表，借助他们的力量让教育等有关部门能够出台防治校园性骚扰和性侵害的行政规范。为了让这次呼吁更有代表性，她们一共搜集到来自全国的102个女大学生的联名，其中有8名来自华工、华师、华农、广外等高校的广州大学生。

  据梁晓雯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说，目前已收到8名全国人大代表回复，“有代表表示会作为履职时的参考，也有代表回复称将向有关方面反映。”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吴鸿表示，将与有关法律专家讨论，并力争推动此建议。而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范冬萍也称会认真关注该问题。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志愿者的力量让全国人大代表为他们发声，也为那些受伤害的学生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