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这场战争中，彭德怀作为前线总指挥，指挥若定，而远在北京的，却被后人称为＂战神＂。当时，面对刚刚建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何要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中，又是如何运筹帷幄，做出了哪些关键决策？让我们走进历史，探寻这位＂战神＂的非凡之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国内革命战争，百废待兴。在这关键时刻，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不仅阻止了的计划，更对新中国的东北地区构成了直接威胁。
在此之前，就已经重视朝鲜半岛局势。早在1950年初，他就派遣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高岗前往朝鲜，了解当地形势。同时，他还指示东北军区开始做战备储备，包括修建机场、囤积军需物资等。
6月28日，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打得赢，打得快＂的六字方针。这个方针不仅反映了他对朝鲜战局的准确判断，更体现了他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
7月初，美军开始参战。随着麦克阿瑟的指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被迫北撤。立即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分析战局变化。在这些会议中，他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美军是否会越过三八线？如果越过，中国是否出兵？如果出兵，胜算几何？
8月4日，在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构想。他亲自审定了志愿军的组建方案，决定以东北边防军为主要力量，同时从华北、华东等地区调集精锐部队。
9月30日，当金日成向中国发出紧急求援信息时，再次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他详细分析了出兵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军事装备落后、后勤补给困难、国内经济重建压力等。但他同时指出，如果不出兵，美军将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直接威胁中国东北安全。
10月8日，签署了出兵命令。这个决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战略眼光。他在命令中特别强调：志愿军入朝作战，要采取＂小推大＂的战术，避免与美军正面对抗，而要充分的利用地形和游击战术的优势。
10月19日前夕，亲自接见了即将赴朝的彭德怀。在长达数小时的谈话中，他详细交代了作战方针，特别强调要注意保存实力，先打几个胜仗，稳定军心。同时，他还指示志愿军要严格遵守朝鲜的法律，尊重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争取朝鲜人民的支持。
从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起，就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第一次战役开始前，他向志愿军发出明确指示：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敌军推进时暂时避其锋芒，等待战机。
第一次战役中，提出的战术思想得到了充分运用。他指示志愿军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通过设置多个小规模伏击点，逐步消耗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这种战术在云山地区的战斗中取得显著效果，美军第一骑兵师在这里遭受重创。
11月初，第二次战役即将开始时，收到前线发来的战报，得知美军在清川江以北地区展开。他立即提出了著名的＂四面包围，分割包饺子＂战术构想。这个战术的核心是将敌军分割成若干部分，各个击破。在他的指导下，志愿军采取了＂两翼包抄，内外夹击＂的战术，成功包围了美军第二师。
第二次战役中最为关键的是长津湖战役。在得知美军第十军准备向长津湖地区推进时，立即做出判断：这是一个可以重创美军的机会。他指示志愿军第九兵团利用长津湖地区的山地地形，在零下四十度的极寒天气中，对美军第一海军陆战师实施包围。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打破了美军＂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幻想，更打击了联合国军的嚣张气焰。
第三次战役开始前，对战场形势做出新的判断。他发现联合国军慢慢的开始调整战术，不再贸然深入。针对这一变化，他提出了＂钻空子、打折扣＂的战术，即在敌军防线的薄弱环节突破，然后展开包围。这一战术在汉江以南地区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指挥这三次战役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情报工作。他要求志愿军必须建立完善的侦察网络，及时掌握敌军动向。同时，他还强调要做好战场欺骗工作，通过造势、佯动等手段，迷惑敌人。这些措施为志愿军赢得战机创造了有利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指挥战争时从始至终坚持＂小推大＂的战略方针。他要求志愿军在遭遇优势敌人时，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避免硬碰硬的正面交锋。这种战术思想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使志愿军成功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为后续战役奠定了基础。
战争初期的这三次战役，志愿军共歼敌近10万人，其中美军3万余人。这些胜利的取得，与准确的战场判断和灵活的战术运用密不可分。他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作战方针，确保了志愿军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打赢这场关键性的战争。
进入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关键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面临着更复杂的战场形势。第四次战役开始前，他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五次战役整体规划＂。这个规划的核心是：通过连续作战，消耗敌军有生力量，同时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在后勤补给方面，提出了＂民工运输＂的创新方案。他指示东北局组织60万民工，建立起庞大的运输网络。这些民工肩挑手提，在崎岖的山路上开辟出一条条＂运输小道＂。同时，他还下令在鸭绿江上修建＂便桥＂，解决物资运输的瓶颈问题。到1951年5月，这个后勤补给体系每月可以运送15万吨物资，有力支持了前线作战。
在空军力量的运用上，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1951年3月，他发现美军开始加强空中轰炸，对志愿军造成较大伤亡。经过与苏联方面的多次协商，他决定引入中国空军。4月初，以米格-15为主的空军部队开始在朝鲜战场执行任务。这支空军力量虽然数量不多，但有效遏制了美军的空中优势。
第五次战役开始前，对战场态势做出新的研判。他注意到美军已经改变了进攻策略，开始采用＂绞肉机＂战术，即依靠强大的火力优势，企图消耗志愿军的有生力量。针对这一变化，他提出了＂堑壕战＂的新战术。在他的指示下，志愿军开始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1951年夏季，又做出一个重要决策：调整志愿军的武器装备结构。他指示军委后勤部门，加强重武器的补充，特别是加强炮兵力量。到1951年底，志愿军的火炮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这极大的提升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在这一时期，很重视战场情报工作。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情报分析小组，每天研究前线战报。通过对情报的分析，他及时有效地发现美军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重兵的意图，提前做出了相应部署。这种情报优势，使志愿军多次化解了敌军的进攻企图。
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轮战制度＂。他要求各军轮流撤下来休整，保持部队的战斗状态。这个制度的实施，不仅维持了志愿军的战斗力，也为部队培训和装备更新提供了时间。
在政治工作方面，要求在志愿军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他指示政治部门编写《战场手册》，通过具体案例教育战士们如何在恶劣环境下坚持作战。这些政治工作的开展，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意志。
1952年初，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这一时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决策。首先，他提出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在1月15日的军事会议上，他详细分析了美军的作战特点，指出要利用美军补给线过长的弱点，通过持续的小规模战斗，消耗敌军实力。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在2月份指示志愿军开展＂运动游击战＂。这种作战方式要求部队采取＂打了就走，避实就虚＂的战术，专门袭扰敌军补给线。在上甘岭地区，志愿军就采用这种战术，成功切断了美军的一条重要补给线，迫使其调整防线部署。
在战场工事建设方面，提出了＂地下长城＂的构想。他要求志愿军在阵地前沿构筑完整的地下工事体系，包括交通壕、地下指挥所和弹药库。这个工事系统不仅能有效防御敌军的空袭，还为部队的机动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1952年夏，注意到美军加强了空中轰炸。他立即调整战术，要求部队加强防空工事建设，同时改变作战时间，多在夜间发起进攻。这一调整极大地减少了志愿军的伤亡。在金化战役中，志愿军是利用夜间行动，成功突破了美军的防线。
在战场补给方面，创造性地提出＂就地取材＂的方针。他指示后勤部门在朝鲜战场就近建立维修厂，就地修理受损装备。同时，他还要求部队充分的利用缴获的敌军装备。这种补给方式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后勤压力。
1952年秋，对战场态势做出新的判断。他发现美军开始在三八线地区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这表明敌军已经放弃了大规模进攻的企图。针对这一变化，他提出了＂稳扎稳打＂的新战术，要求各部队在防御的同时，有选择地发起进攻，巩固已有阵地。
在医疗保障方面，提出了＂三级医疗网＂的创新方案。他要求在前线设立战地救护站，在后方建立野战医院，在国内设立后方医院。这个医疗体系的建立，大幅度的提升了伤员的救治效率。仅在1952年下半年，就有超过5万名伤员得到及时救治。
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效能，还很重视技术创新。他鼓励部队开展技术革新，如改进防寒装备、研制新型地雷等。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使用的改进型地雷就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有效遏制了美军的进攻。
在对外宣传方面，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他一方面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战况，另一方面也适时释放和谈信号。这种做法既维护了军心士气，又为后续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初，停战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在此期间展现出高超的谈判策略。1月12日，他向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在谈判桌上要寸土必争，同时在战场上保持军事压力。这种＂谈打结合＂的策略，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不得不认认真真地对待中方的谈判条件。
在谈判具体议题上，关切战俘问题。他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主张尊重战俘个人意愿。为了支持这一立场，他指示前线部队加强对俘虏的人道主义待遇。在板门店谈判中，中方代表用大量实例证明了这一做法的合理性，最终使联合国军方面接受了这一原则。
军事分界线的划定是另一个重要议题。指示谈判代表团，坚持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划分军事分界线。为了强化谈判筹码，他命令志愿军在1953年3月发起局部进攻，先后夺取了几个重要高地。这些军事行动有力地支持了谈判立场。
在停战区域划分问题上，提出了＂缓冲带＂的概念。他建议在军事分界线公里的非军事区，作为双方军队的缓冲地带。这个建议既考虑到了军事安全需要，又为未来维持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终，这一方案得到各方认可。
关于停战监督机制，提出了具体的构想。他主张成立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同时，他还建议在板门店设立军事联络机构，处理停战后也许会出现的争端。这些建议为停战后的局势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谈判进程中，格外的注意把握时机。1953年4月，他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显露出结束战争的意向，立即指示谈判代表团适当调整立场，推动谈判进程。这种灵活的策略加快了停战协定的达成。
为了确保停战后的安全，还做出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他要求志愿军在前线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同时在后方建立预备队。这些准备工作为停战后的局势稳定创造了条件。
在对外宣传方面，采取了务实的方针。他指示新华社在报道谈判进程时要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成绩，也不隐瞒分歧。这种客观的态度有助于营造有利的谈判氛围。
停战前夕，还关切战场秩序的维持。他要求各部队严格遵守停战前的军事纪律，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他还下令做好战后撤军的准备工作，包括清点装备、整理档案等。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署。这份协定的达成，标志着持续近三年的军事冲突终于划上了句号。协定的内容基本实现了中方谈判的主要目标，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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